《蘋果》之死

《蘋果日報》今天 (6 月 24 日) 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,從此結束二十六年辦報歷史。

誠如吳志森所言,二十六歲屬青年,青年英年早逝,率先受影響是香港報業生態。《東方》、《星島》、《文匯》、《大公》,清一色親共。《明報》雖以持平中立見稱,但近年已左傾。換句話說,代表右派立場,揭櫫西方自由、民主、人權的報紙,在香港可謂買少見少,所餘無幾。

曾幾何時,五十多年前,香港仍由英國人管治,左中右的報紙都可見於市面,左有《文匯》、《大公》,中間有《明報》、《星島》,右有《華僑日報》、《香港時報》、《萬人日報》等。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百花齊放,市民才能接收多元的資訊,從中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,只可惜在中共及其傀儡管治下,香港這個優良傳統被毀滅殆盡,以後都是吹同一個調子,誠堪可惜!

關於《蘋果》種種,論者多矣,但一些說法必須澄清。

(1)《蘋果日報》之死,不是自殺,而是被政權逼迫得走投無路,無以為繼。

許多人藉近年紙媒銷售反應冷淡、《蘋果》內容質素每況愈下,論證《蘋果》做不住是遲早的事。這有一定道理,但是次《蘋果》出不到報紙,分明和港共凍結壹傳媒所有戶口,致使《蘋果》未能出糧造成。加上 5 高層被捕,連社論主筆李平亦不能倖免,與其說《蘋果》自行了斷,不如說它是「被自殺」,跟李旺陽當年的情況一樣。

(2) 商業營運不是罪。

另有一種評論,覺得黎智英辦報,太重市場反應,專揭名人陰私以吸引讀者。對此,筆者無意否認,事實上,狗仔隊對新聞行業帶來不良影響,是有目共睹的。

問題是,辦報完全不講究市場銷路、商業利益,又是否可行?即使專揭陰私,如果無受眾,成功怎麼可能?《蘋果》過去一些做法值得非議,但香港人亦應該反躬自省。畢竟,有什麼樣的讀者,就有什麼樣的報紙。

(3) 陷溺政治沒有錯,港式愛國招禍尤。

有謂黎智英 2014 年雨傘革命後對政治越來越熱衷,不只給予民主派經濟支持,更身體力行參與佔領、見外國政要,終於「上得山多終遇虎」,中共神經被觸動,傾覆其傳媒王國。

關於此一說法,我們不妨看看 1989 年八九民運時黎智英做了些什麼。他竟安排旗下的佐丹奴印製大量民運 T 恤,印上各式標語,給香港人穿上街遊行。愛中華人民共和國,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進步有民主,相信「一國兩制,港人治港」可助中港更好地互動,根本是其一貫立場!竊以為此也是當時香港人的一種獨特的愛國情懷。

因為有此信念,他不贊成激進的本土主張,予以遏抑。他也反對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管治。無奈中共背信棄義,先有 2014 年八三一決定,再有不斷升級的來自國家機器的暴力。苦戀多年,不見好夢,卻來惡夢,眼見保不住年青一代,唯有咬緊牙關,爭取外援。箇中無疑存有不少對政治形勢、對中共的誤判,那顆「作為香港人,應該主動關注及參與香港事務」的心倒是十分珍貴。與其說是陷溺政治太深招禍,不如說是「求仁得仁,又何怨」。

1956 年反右,提出改變社會主義制度、實行多黨制及政黨輪替者,俱被劃為右派分子,予以整肅。數十年過去,《蘋果》今日慘遭「滅門」,反映中共絲毫沒有進步,容不下異見聲音,距離文明相當遠。

七一遊行、初選、六四集會、《蘋果日報》都被消失了,下一個被消失的,會不會是香港人,不得而知。想起倪匡《追龍》的一段話:「要毁滅一個大城市,不一定是天災,也可以是人禍,人禍不一定是戰爭,幾個人的幾句話,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,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。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築物,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,甚至在表面上看來,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,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,就可以令它毁滅死亡。」

不過,米蘭.昆德拉亦說過:「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,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」香港人,請牢牢記住自由、民主、人權的可貴,強權縱使能消滅一個蘋果,蘋果的種子仍會在不久的將來長出更多更大更美的蘋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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